作者：宋怡明
八二三炮战
1958年，柯惠珠当时十五岁，她回忆：
有时打得连头都不敢往外探，听那弹片咻咻的满天飞，吓得连尿急也不敢出去解。躲炮弹肚子也会饿，没有三餐也得要有两顿才行，胆子大一点的人，就利用夜晚炮弹较少的时候，偷偷摸摸跑到田里去挖番薯，没一会儿炮弹又来了，火光触天甚为恐怖，提着半麻袋番薯，连爬带跑回到洞里，已是上气接不了下气，话都讲不出来，腿都软了，也不听使唤。
我们现在回到本书一开始的场景，1958年8月23日开始的猛烈炮击。正如九三炮战一样，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短暂而令人难忘地凸显出金门与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密连结。
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人物与民众都担心，金门（一个名不见经传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更想不到它会对世界产生影响）情势突然紧张，很可能引发严重的冲突，甚至引发全球的核子战争。
连续六个星期的猛烈炮击，大约五十万发炮弹落在面积一五〇平方公里的金门岛上，金门本岛几乎是每平方公里落弹一千五百发。
1958年的冲突，通常称为「八二三炮战」，几乎成了金门民众口述历史的中心主题，它是许多民众记忆的转折点，也是很多人回忆时用来参考的指标。对一些居民，例如在防空洞里出生并因此被命名为「李进洞」的民众来说，名字让他每天想起炮战的事。许多人虽然未在炮战中受伤，心里却留下永远的伤痕。
举例来说，乡长洪福田的长子从烈屿疏散到金门岛上，却因高烧不退，以致大脑受损。尽管八二三炮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与人民记忆的核心，却未对金门军事化经验造成根本性的转变。
事实上，这场炮战反倒加强了既有的过程，而且确保往后数十年金门的持续军事化。真要说有什么重要的转变，那就是进一步军事化的根本理由有了变化。1958年后，军事化逐渐与军事威胁脱钩。
学界对于发动九三炮战的动机有一致的共识，但对于毛泽东为什么掀起八二三炮战，至今说法仍莫衷一是。
有些分析家强调是中国的内政因素，有些人认为是国际因素。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想除去台湾将发动攻击的真实威胁，另一些人则认为毛泽东利用炮战进行「战略试探」，可能的话可以动摇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
也许想表达他对中美双方加强军事合作的不满，包括美国在台湾部署可使用核子弹头的斗牛士飞弹。有些人认为想彰显中国已经与逐渐走向修正主义路线的苏联分道扬镳，或者，这场炮战是为了表达他的国际主义路线与第三世界的团结。
此外，毛泽东可能是针对美国对中东的威胁作出响应，美军在同年早些时候出兵干预伊拉克与黎巴嫩。
柯庆生、陈兼与大陆史家徐焰认为这场危机必须从内政与国际因素之间的互动来理解。1958年，发动不寻常的社会革命——大跃进。为了加速中国经济发展，动员中国人民，企图释放他们潜在的能量与天分，但大跃进实际上只是加重了民众的物质与经济负担。
柯庆生认为，为了解决大跃进带来的挑战，「挑起冲突并将整个社会军事化」。这个论点认为，炮击金门的动机之一是为了创造对外的紧张与威胁，好激励国内民众投入大跃进。不管炮击金门的动机为何，很清楚地，他想利用炮击来支持他的内政方针。这项说法可以从最近解密的文件得到证实。
举例来说，9月5日，当炮战进行之际，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表示，「紧张局势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大跃进显然让内部走上高度军事化，这点最明显表现在1958年底的「人人都是兵」的运动中。这场动员，却让金门民众付出惨重的代价。
与1954年一样，台海之间的紧张状态在1958年夏天开始升温。当时连接厦门的鹰厦铁路已近竣工，届时军队与物资将能更快地部署到沿海地区。
6月，人民解放军在金门南方展开大规模演习。金门岛上的国军接近十万人，进入高度警戒。民众的行动被迫中止。
8月20日，蒋介石飞抵金门，提振官兵士气。据说有民政官员跪下来恳求蒋介石以国家为重，希望他立刻返回相对安全的台北。他待在金门太危险了。在此同时，他对政治局说，挑起国际紧张有助于支持大跃进。这种紧张「可以让我们增加钢铁与粮食〔产量〕……如果有敌人在我们前头，紧张对我们有好处」。
从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与解密的档案得知，他独自一人判断金门的局势。8月18日，在反复思索之后，毛泽东写信给国防部长彭德怀，要他「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在此之前，毛已考虑数日，到了8月23日下午，他下令炮击。
之后金门居民才晓得，人民解放军从厦门发动的首波炮击击中了座落在太武山陡峭峡谷的军官餐厅，胡琏的三名副司令官被炸死。尽管解放军炮火准确，时机却不对。胡琏与从台北前来视察的国防部长俞大维此时仍在地下掩体内，因此逃过一劫。
当时广泛流传着一个说法，在第一波炮击结束后，有人听见一名上校自言自语地说：「他妈的！早了几分钟。」这名上校遭到逮捕，结果发现他是共谍。首波攻击有许多军事细节至今仍未公开，但炮击开始前几个小时造成的军人伤亡大约介于两百到六百人之间。由于攻击火力集中在太武司令部，因此第一天平民的伤亡轻微，大约二十人死亡，二十人受伤。往后六个星期，大约有一百四十名平民死亡，数百人受伤。数千栋民房损毁。
战争的记忆
金门民众说了许多故事，提到九三炮战时自己有多么天真无知。不过当他们谈起八二三炮战时，虽然也说了一些幽默的故事，内容却多半是嘲弄士兵，而不是谈自己。
1958年5月初，某个村子的军人搬离了寄宿近十年的民宅，迁移到附近新盖好的碉堡（这让一些村民猜疑，这样的军事调动是否表示对岸即将发动攻击，而军人打算抛下民众不管）。
然而，士兵有时还是会离开军营，下山到村里的水井旁洗澡。8月23日下午炮击开始的时候，一群士兵正在井边洗澡。他们有的半裸着，有的身上还满是肥皂泡沫。村民们边笑边看着他们跑回军营。
民众的回忆并未轻忽当日的恐怖，不过他们也对于自己的冷静感到自豪。虽然不是军人，但金门民众承受战火压力的能力甚至高于经验不足的士兵，他们会躲进自己挖掘的防御工事里。
「胡琏司令官告诉我们，遇到炮击应即卧倒，在他第一任司令官任期就规定，在每一畦田地的田头或田尾至少要挖一个散兵坑，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在耕作时遇到炮击，马上可以迅速跳入散兵坑避难。民防队训练时也教我们如何卧倒，并迅速找掩蔽。」
虽然民众伤亡的绝对数量不多，但死者却成为民众八二三炮战记忆最鲜明的部分。亲戚在炮击中受伤的民众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亲朋好友毫发无伤的人则讲述了妇女与孩子受伤的故事。他们是因为义愤填膺而说，还是事后的夸大宣传，我们难以判断。
我们因此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说中堡村有一名妇人在跑向防空洞时被炸死。每个人也都知道有一名老妇人因为愚蠢地离开防空洞，返回自家拿首饰而被炸死。除了人的死伤，民众记忆的另一个重心就是防空洞生活。
八十二岁的李金纯记得八二三炮战初期几天的许多细节。「防空洞里，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位子。你无事可做。老太太是最害怕的。她们可以坐在那里发抖一整天。老人不断地向上苍与祖先祈求，但没有用。不管你有多少祖宗，炮弹还是不断地从东边与西边射过来，每一家都在防空洞外挖了坑，夜壶满了就拿出去倒在坑里。防空洞里非常拥挤；只能刚好让你坐下。我们拿了一些木板铺在地上，然后躺在木板上。每个人都很害怕。」
许多人的炮战生活记忆围绕着食物——种植、收成与烹煮。柯惠珠提到利用炮火暂歇之际偷溜到田里挖地瓜的经验，几乎是每个金门人都有的记忆。她记得老邻居在防空洞旁的断垣残壁里堆起炉灶。
有一天，她正在煮饭，猛烈的炮火突然来袭。当她把锅子拿回防空洞时，大家惊讶地发现，锅子居然是空的。等到锅子冷却之后，他们发现汤里有两块炮弹破片，大概是弹片掉到汤里，在高热下，液体全蒸发一空。「事后在防空洞里，大家还打趣说：怎么煮的地瓜汤变成煮弹片了。」
民众回想炮战时，都会记得那时吃得到肉——平常要等特殊的节日才吃得到。1958年，能吃得到肉，是因为大量牲畜被炸死。
躲在拥挤而不舒服的防空洞，里头一片黑暗，又与外在世界断了联系，民众很容易感到恐惧。「当炮火最猛烈的时候，经常会有谣言说，共产党已经上岸了；厦门有登陆艇，随时可以渡海；金门守不住了。」
此外，也有传言提到敌军的蛙人袭击海岸岗哨，杀死了所有守军，他们就像鬼魂一样来无影，去无踪。还有人说炮弹直接打中了地下堡垒，许多人被埋在里面，民防队员甚至没有办法挖出尸体。「所以只要有点外来的马路消息，就会互相传播，一传十、十传百，似真似假，就这样在暗地里传开，谣言在这个时候最容易产生，打击民心士气，造成心理恐慌。」
正如古宁头战役与九三炮战一样，传统的人际网络是渡过危机的关键。许多家庭向邻居与远亲寻求避难。
有一户人家没有自己的防空洞，「我父亲受伤，母亲才刚生完孩子。所以我们只能借用邻居的防空洞。」随着炮战持续，邻居间的关系也变得紧绷。「我妈最近提醒我，因为我们没有帮忙盖防空洞，所以我们被赶了出来。」
在遭遇危机的时期，姻亲关系也会重新活跃起来。大家族可向数个世代的亲戚求助。举例来说，黄永团住的村子在第一晚遭到猛烈炮击，他和祖母与父亲回到祖母的娘家村子。他的弟弟与三个妹妹还有母亲则去陈坑投靠母亲的亲戚。当亲戚逐渐负担不了这一大家子人时，他们有时会让几个人到姑姑家待几天。总计黄家找到三个姻亲可以依靠。
与九三炮战一样，金门民众除了要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还要服民防役。炮战初期，入侵似乎迫在眉睫，士兵从海岸要塞撤往内陆的二线堡垒，他们依循着事先预定的防御计划行事。
「八二三炮战时叫民防队去顾海口，好听是保民卫国，其实是把我们推到前线，国军自己退到马山，一夜轮流站卫兵守海口，既怕鬼也怕那边的水鬼摸上来。」
有些村民利用军队撤往内陆的机会，躲进比自家防空洞坚固的国军碉堡与掩体。不过等到情势逐渐明朗，显然没有登陆意图，于是士兵又返回海岸要塞，把躲在碉堡里的民众赶回他们自家的防空洞。
虽然民防队在九三炮战中已开始担负任务，但金门民防队的传奇地位，却是在八二三炮战时建立的。当局把民防队塑造成不屈不挠、自我牺牲与爱国主义的象征，藉此作为宣传的工具。
八二三的最后几个月，蒋经国频繁视察金门。据说他曾如此表示：「如果全国民众都像金门民防队这样勇敢，我们国家很快就能反攻大陆。」如果金门遭到入侵，民防队必定能做出符合期望的贡献，他们可以让军队无后顾之忧，全力迎战敌军。
然而我们现在知道，自始至终，大从未考虑进攻金门。无论这场炮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向美国提出警告，还是向苏联示威，抑或是动员国内民众，总之到了9月，毛已经确认攻占金门有害无益。蒋介石控制金门，显示两岸政权都同意世上只有「一个中国」，而中国总有一天会再度统一。如果解放军占领金门，这很可能是两岸政权迈向「两个中国」的第一步。9月22日，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建言，继续「打而不登」与「断而不死」的政策。
滩头抢运
人民解放军攻击国军的运补，将炮火集中在金门的港口，国军因而认为无论共军是否入侵金门，至少确定共军是要进行封锁。由于无法确保海空运输的安全，暂停了运补工作，物资开始堆积在平日的转运点澎湖的码头上。
不到一个星期，物资累积到八千公尺长与数公尺高。同时，在华府，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美国不应对中国示弱，他下令增加对华军事援助（包括能发射核子武器的大炮），并且要求邻近水域的第七舰队开赴当地。
柯庆生表示，美国第七舰队是历史上首次集结的「规模最大的核子海军」。9月3日，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建议，由第七舰队护航运补船只前往金门。艾森豪威尔同意，次日，由杜勒斯在罗得岛州纽波特宣布这项行动。毛泽东之后表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大胜利，他们已经成功引诱美国上了绞索。
9月第一个星期，运补船只在美舰护航下从澎湖出发。渔船装着谷物与煤，海军运送炮弹、军火与其他军需品。在开往金门的公海上，舰队并未受到骚扰。当他们接近金门时，美舰停下来，不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为了避免误击美舰而使危机升高，人民解放军暂时停火，等待护航与运补舰队分道扬镳。于是，解放军的炮火集中在金门邻近海域，尤其是民防队从船上卸货的滩头，民防队员必须徒手搬运数个小时，这是相当艰困的任务。
民防队最危险的任务就是滩头抢运。9月26日，一名村长接到指示，第二天他村子的民防队要负责抢运。第二天早上，吉普车过来载民防队到料罗海滩。中午过后，有村民回报说，民防队遭受猛烈炮击。
村长回忆：
那时队员家属守候在家里，原本就心急如焚，一闻知有消息，纷纷赶到村公所来打探家人的消息。有人问：「有谁被打死？」村丁回说：「圆仔！」那时村中有二位绰号「圆仔」，一位姓许，一位姓王，姓许队员的母亲一闻被打死的是「圆仔」，遂放声大哭。
我赶紧安慰他说：「还不知是那位『圆仔』？你先不要着急，有可能不是你家的『圆仔』。」过不久，确定被炮弹击中的是王姓『圆仔』，全名是王天生。王天生被打中腹部，肚破肠流，运回时还没有气绝，但当时没有医学常识，没有紧急处置，结果枉送一条人命。
同一天，村里还有两名队员阵亡。根据战地政务的统计，在八二三炮战中，有十一名民防队员因公殉职，十四名重伤。这些死伤几乎都是进行滩头抢运时造成的。
炮击开始后四十四天，1958年10月6日，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宣布单方面停火七天。我们现在知道他的《告台湾同胞书》其实是毛泽东写的。毛宣称这是一场胜利，因为炮战使美国自投罗网。
「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金门与马祖〕，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的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手段。」
逐渐升高的紧张关系也许有助于大陆动员国内民众，但可能损及其他国家利益，例如美国可能说服蒋介石放弃金门。金门是台湾与大陆相连的象征，蒋介石若放弃金门，将使两岸分治成为永远的现实。如果金门被人民解放军占领，那么就等于朝「两个中国」大大迈进了一步。因此，对金门施压时必须小心谨慎，要利用金门让美国与台湾吊在毛泽东的「绞索」里。
但毛泽东确实对美国反应之大，感到惊讶，他说：「你看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我就没有料到现在这个世界闹得这样满城风雨，烟雾冲天。」
疏迁
政府很早就发现到，除却其他因素不提，金门居民英勇对抗威胁具有很高的宣传价值。如果只把金门当成军事基地，那么共军的攻击将成为单纯的军事行动。
但是，只要金门仍是平民生活的地方，那么共军的攻击一定会予人负面印象。炮战期间金门的各种报导与故事，凸显了这些面向：战争带给民众的恐惧，与守军的无惧危险。
这种成对的说词充分捕捉了金门军事化的特质以及平民与军人间界线的浮动。一方面，为了军事利益，可以用各种方式让社会军事化。另一方面，还是必须维持一道界线，在军事与政治上都让平民扮演他们应扮演的角色。在炮火还没减弱的状况下，要将居民从岛上安全疏迁是不可能的。
但停火也引发两难，虽然蒋介石不打算放弃金门这些岛屿，但当局一定讨论过是否疏迁民众的问题，不仅是基于民众的安全，也不希望留给外界一种政府不管人民死活的印象。这很可能是政府迟迟无法决定疏迁的主要原因。停火后几天，战地政务委员会宣布金门中学的学生与教职员撤往台湾。但一两天后，疏迁的规模扩大，允许所有岛上居民自愿疏迁。
金门居民回想时提到，撤到台湾的人很多是比较富有的。「炮战过后，我们没有钱。我们是农民——我们能怎么处理羊、猪还有鸡？我们种花生，但每个人都离开了，我们花生能卖给谁？我们只能待在金门。」。
今日，已经有两个世代或更多世代的金门孩子是在金门与台湾有着密切联系的世界里成长，金门人飞往台北购物，在台湾工作的金门人周末飞回金门，他们很难回想过去曾有一段时期，金门人对台湾完全陌生，而且充满各种想象的危险，那些危险甚至比炮弹还要可怕。
许多人记得，他们在疏迁时心里想的就是这些事。「停火期间很多人迁台，我们原本也想疏迁到台湾，但当时经济不好，父亲对台湾也没有任何概念，不知道是否容易讨生活，因为待在金门，再差的情况都还有地瓜可以维生。」「当时大家的想法是不去怕被打死，出门怕饿死。」
大约六千五百人，也就是总人口的15%左右，参与了疏迁。九百名中学学生与老师于10月9日搭乘运兵船；其余民众于10月11与12日搭乘三艘船。
珠山村有大量的疏迁者，一共约三十户人家。其中一名村民说，他们相信中华民国很可能放弃金门，所以他们决定趁早离开为妙，不要等到最后一刻。他们一抵达高雄港，马上就得到安家费三千元，相当于普通金门家庭数年的收入。在那些留在金门的人的记忆里，1958年疏迁到台湾与阶级有关，因此安家费的发放令他们很不是滋味。
他们说，离开的是有钱人，政府又发钱让他们更有钱。然而，绝大多数疏迁者过的并不好。董文举找到了住在台北郊区的亲戚，对方帮他找了份卖水果的工作。但董文举退出民防队，必须服兵役，于是他在军中待了两年。退伍之后，他去当建筑工人。其他的疏迁者找到的都是劳力工作。许多人待在台湾，直到安家费花光为止。「当三千元用尽，而又找不到谋生手段时，这些人只好甘冒风险回到老家。」人口统计可以让我们粗略估算返乡的规模。
1959年底，金门人口来到四万一千人的低点。两年后，回升到四万七千五百人。增加的人口中大约有一半是返乡者。
疏迁本身产生了多重的社会冲击。乡镇的房地产大跌，因为很多店主想卖掉店面，举家迁往台湾。今日金门有许多富有家族的发迹，是靠着当时以低价买进这些店面。在1958年房市正值谷底时，山外一间店屋连同存货只需要几千元就能买到。趁这个机会逢低买进的人，日后将获得庞大的报酬——而这还不包括做阿兵哥生意获得的利润，关于这点我们将在第九章讨论。
「当时胆子大的人后来都发了财。」为了确保新鲜肉类供应无虞与避免囤积居奇，战地政务委员会下令宰杀猪只与限价出售。而这正好与大跃进时代大陆发生的事相符，当时大陆民众知道他们必须宰杀猪只时，每个人都停止喂猪，等到猪要宰杀时，每一头都又瘦又轻。
10月13日，中共延长停火两个星期，不过在10月20日却炮击了一小时，这是为了抗议杜勒斯访问台湾。两个星期过后，毛泽东再度以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这份文告再次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美国无权置喙。它指责美国居中生事、煽动危机，最后又暗示蒋介石领导阶层对此心知肚明。
10月中之后，除了少数例外，炮击的强度明显减弱。往后中共又决定，以在空中爆炸散发宣传纸的宣传弹来取代实弹，而且炮击也改成每两天一次，这项决定后来成为金门的象征。最近出版的数据显示，这也是毛泽东个人的决定。《再告台湾同胞书》表示将容许金门守军每两天进行一次补给，但也再次提醒台湾与美国，金门与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金门最古怪的生活面向于焉展开，每隔一天被炮击一次。「单打双不打」不仅成为低度冲突的代名词，也成为金门的象征。
从1958年10月到1979年12月，共军每隔一天就会炮击金门一次。每次炮击大约有数百发，通常是在傍晚前。「你还是照常过自己的生活，只是看谁运气好谁运气不好而已，不过那个时候我们都很会听炮弹的声音。我们只要听见声音，就能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打中，或炮弹会飞去哪里。
每天，炮火会锁定特定的区域。当第一发炮弹打在某个地点时，你知道今天一整天炮弹都会打在那个区域。第二天，又会移往另一个区域。」
就算是宣传弹也具有杀伤力。有时候炮弹里的少量火药未爆，整颗炮弹就这样重重摔在地上。另外炮弹爆炸后四散的破片也非常危险。「可以钻进地里好几公尺，也能穿过好几道钢筋水泥的墙壁。」因此金门人对于炮击，一点也不敢大意。每到单数日，家家户户会在傍晚之前躲入最近的防空洞，待上几小时，直到夜晚确认炮击已经结束为止。
结论
政府宣称在这场炮战中，人民解放军总共发射五十万发以上的炮弹。平民死亡一百三十八人，受伤三百二十四人。七千栋以上的建筑物损毁，绝大多数是民房。虽然这场炮战在国际地缘政治上的意义不久即告消退，但它持续影响金门民众的生活长达二十多年。
八二三炮战真的是转折点吗？它非但没有为金门军事化的生活模式带来巨大变化，反而强化了既存事实。这种强化表现在每两天就要躲一次防空洞，使金门人过着一种古怪的生活韵律。
炮战使当局扩大动员民力来协助军方，军事关切与军事目的也更进一步地扩展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新领域，从生活时程到民宅建筑。无论毛泽东发动炮战的动机是什么，也许他是为了利用这场危机带来的外力威胁，更进一步动员国内民众，但他的做法却无意间促使敌方做出类似的回应。
亦即，统治金门的政府也基于大陆的武力威胁，而推动了类似政策，结果更加强了金门的动员与军事化。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内政政策，实际上是连锁在一起，毛泽东的外交政策牵动了两者。
另一方面，八二三炮战确实改变了军事化与军事威胁两者间的关系。在炮战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没有攻占金门的意图，因为这么做不符合毛泽东的期望，他不希望两岸分治的局面因攻占金门而变质为「两个中国」。
因此，1958年后金门进一步的军事化，其主要动力不是来自于军事顾虑，而是更广大的政治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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